明清商洛大移民研究

1.jpg

  唐時商於為長安近輔,地望雄踞,“其擇用郡守,皆尚書名郎暨諸寺少列(用今天的話講,即就是朝廷各重要機關準備提拔使用的“第三梯隊”),入拜中丞、諫議者往往有之。”但是,“自唐風不競,鼎入于梁(指公元907年朱溫代唐自立,國號曰“梁”),長安廢為列藩,商於化為小郡,軺東罕至,傳舍孔卑,古驛無余,……(商州之名)世莫得而聞也”(宋·王禹偁《〈商於驛記〉后序》語)。特別是宋、元以來,隨著中國經濟文化重心的東移南趨,商州已淪為一個凋敝落后的山區。北宋詩人張舜民因坐元佑黨,被貶為楚州團練副史,而于商州安置。他在《度秦嶺》一詩寫道:“終夜聽猿啼,白晝履虎跡”,可見商州其時的荒蕪和僻陋。

  而到了明中葉和清前期,這個山區的經濟面貌因漢丹漕運的再度興起和幾次大的移民潮的影響,在一段時期里發生了相當迅速而又巨大的變化。當時,不僅廣闊的老林和大量的荒地得到了開墾,更引人注目的是,商洛山區還涌現出龍駒寨、漫川關、鳳凰鎮、云蓋寺、石門鎮等一批遐邇聞名的新興商業集鎮,洛南、商州、鎮安等地甚至還出現了在當時的中國都堪稱是規模最為巨大的手工業工場(采礦、冶煉以及造紙、制陶等),從而使這個原先較為落后的秦嶺山區,一躍成為中國當時資本主義萌芽的發軔地之一。

  試想,在當時的中國有許許多多經濟比商洛要發達得多的地方,甚至連經濟最發達的長江三角洲也沒有出現如此大的手工業工場,而這種先進的生產方式卻在落后、偏僻的商洛發生了,這究竟是為什么?當然清前期商洛經濟發展所展現的繁榮是暫短的,后來雖仍有升有降,最終還是歸于更嚴重的衰落。職此之故,筆者認為,商洛市應該重視對這一段歷史的深入研究。尤其是對主導這場經濟變革現象的“移湖廣,興漢商”的移民大潮進行專題研究。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葛劍雄曾經說過:“在中國移民史中,湖廣填四川是相當重要的一次,不僅持續時間長,涉及范圍廣,移民數量大,而且對四川地區的恢復和發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但湖廣鎮四川并不限於明末清初,還可以追溯到元、明之際,移民的遷入地也不止四川,還包括陜南。遷出地雖以湖廣為主,也包括其它省份。與湖廣填四川的巨大影響和偉大意相比,現有的研究成果還很不夠”。所以,民國《續修商縣志稿》在卷一“沿革志”開篇“案語”中特別告誡商洛的后人說:“終元之世,山林封鎖,人跡罕至,亦時勢使然也。明成化時置撫治商洛道,專司屯田、驛傳諸事。清初,地曠人稀,于成龍有‘移民興漢商’之建議。……山水名區,關系重要。觀于往事,可以鑒知”。由此可知前賢們寄寓商洛經濟振興的殷切厚望,和應該重觀這段歷史“往事”,從中汲取經驗和教訓,以資治地方,使商洛歷史上的“山水名區”稱號再放光芒的期盼!

  明清商洛移民潮的深刻歷史背景

2.jpg

  明、清兩代商洛的大移民總共有三次:(1)山西洪洞大槐樹移民;(2)明成化年間的流民入籍;(3)清前期的“移湖廣,興漢商”。

  山西洪洞大槐樹的移民,產生于明洪武七年(1374)之后,至永樂年間,是我國歷史上由封建政府組織的一次政治性移民,大約前后持續了五十年之久。有的學者則認為,洪武、永樂年間僅是集中移民的高潮期,山西移民要一直延續到清初。

  明初大移民的起因是,元末明初的戰亂兵燹以及中原各省普遍的水旱災荒和瘟疫,已使河南、山東、河北、陜西以及南方諸省人口大量減少,土地大量荒蕪,“村莊毀去十之八九,民人僅存十之一二”,以致全國到處都出現了“春燕歸來無棲處,赤地千里少人煙”的悲慘景象。由于人口和賦稅的劇減,明朝政府不得不把許多府、州降格為縣。據史料記載,其時河南、四川以州改縣者十之二,併縣者六十。洪武七年(1374)商州即是因為民戶不滿三千而被降為縣制,改歸西安府轄制。除割洛南以屬華州外,當時商縣轄境含今山陽、丹鳳、商南三縣的廣大之地,人口之稀疏零落可以想見。其時,整個丹江流域上、下游的遼闊地區,僅設商、鄧(今河南鄧州市)兩縣,再無縣級以上行政建置。宣德五年(1430)出任河南布政使的李昌褀,在救災恤貧期間撫問內鄉災民時有詩寫道:“巖邑千山里,荒村戶半逃。曉餐炊橡栗,寒火爇蓬蒿。深秀非盤谷,凋零類石壕。”寥落的山中荒村,災民在寒冬中以蓬蒿取暖、炊飯,剝食野生的橡實毛栗為餐。在終篇中這位布政使還嘆道:地處群山中的內鄉已不再是隱士野居的“盤谷”,而是白居易筆下的“石壕村”!由其詩可以看到元末明初丹江上下,河南、陜西劫后農村窮困破產景象之一斑。

  為了盡快解決農村凋敝,人戶荒涼,國家賦役無著的嚴重狀況,朱元璋采納了戶部郎中劉九皋、鄭州知州蘇琦等人的建議,決定用移民墾荒和屯田的辦法以調劑全國一些地方人力嚴重不足的問題,移民總的原則是“移窄鄉以濟寬鄉”,即從人多地少的地方移民到人少地寬的地方。據《明實錄》記載:洪武十四年(1381)“表里河山”的山西人口高達403萬之多,比當時的河南、河北兩省人口總和還要多出25萬人,所以山西自然就成為洪武移民的主要輸出地之一。移民們主要來自太原、平陽二府和潞、澤、遼、沁、汾五州的五十八個縣。遷出州縣中,移民遷出的政策規定是: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同宗同姓者不能遷往一地;戀家半路逃回者嚴懲不貸。而臨汾又以洪洞人口最為稠密,其地又處于交通要道,所以遂選定洪洞縣北賈村西側的廣濟寺為移民的集散之所。朝廷在這里設局駐員,分發編排,給移民發放“憑照川資”。據《明實錄》記載,移民分發大多在晚秋進行。此時,廣濟寺旁的古漢槐樹葉子業已凋落,樹頂的老鴰窩就顯得十分醒目,因此山西大槐樹遂成為移民們惜別家鄉的永久性標志。據《洪洞縣志》記載,在廣濟寺門前的大槐樹下,明政府先后組織大規模的遷徙活動八次,將移民們分發至冀、魯、豫、陜、甘、皖、鄂、江蘇、內蒙古等地,甚至兩廣、海南也有部分移民。永樂初,明成祖朱棣為了迅速恢復經濟發展,仍然繼續詔令山西“分丁于中原諸省占籍為民”。據《洪洞縣志》記載,“明宣德三年(1428),山西民饑,流徙南陽郡者不下十余萬”。遷居商洛各地的山西移民戶數人口無考。但據田野調查得知,商州區居民祖上由山西遷徙而來的仍有數十姓。如嘉靖年間遷居張村池下灣的陳氏家族,天啟中遷居城內南街的潘姓人家等。有的山西移民以至清時,家祠門額上仍書有“洪洞分發老門第,商州安居舊家風”。

  盡管此一時期,四川東北和陜南三地(漢中、安康、商洛)尚在明政府的“禁山”范圍之列,但不少山西移民并未按照當局的意圖進行合法的流徙,相當一批移民仍然經過輾轉遷徙,最終悄然地來到了四川東北和陜南山區。據新編的《山陽縣志》載:“明洪武后期及永樂年間,先后有山西移民進入商州之山陽縣。明成化年間,這些‘大槐樹人’在縣城東街修建山西會館,主神位塑三國解州人關羽像,以倡忠義互濟,防范異鄉欺凌”。據該縣地方志辦公室1985年調查,清代初期由山西大槐樹遷入山陽的計有20多姓,主要分布在城關鎮和色河、三里、五里、十里、過風樓、黃土凸、洛峪、中村、銀花等鄉鎮的川道地帶。新編的《商南縣志》也記載說:“從山西大槐樹遷移到商南,多定居于富水、曹營、清油河、白玉一帶。從目前所能發現的家譜、墓碑來看,清油河的李氏家族,梁家灣的魏氏家族、段氏家族,縣城西關的余氏家族,東關的王氏家族等20余個姓氏或家族,都是明初的移民。他們還在縣城西南角專門建起了山西會館”。新編的《丹鳳縣志》也記載說,明初由山西大槐樹遷入丹鳳境內的移民也有數十個姓氏。

  明成化年間的流民入籍商洛等地,其政治背景是明初朱元璋對荊襄、秦巴山區實行的“禁山”政策。但是到了明中葉以后,中原富庶地區的土地兼并日趨嚴重,迫使大批失地農民四處飄泊,以致荊襄、秦巴山區成為全國流民最為集中的地方。有資料說,人口最多的時候大約集中有200多萬流民。正統年間(1436—1449),明政府就開始下令處置流民,“盡逐其未附籍者”。由于明政府的反復搜剿,迫使流民不斷舉行起義,當時的起義首領,“先之以劉千斤、石和尚、王彪,繼之以李胡子、小王洪、王安”。在商洛、安康、漢中帶頭對抗官府的是蒲城人王彪。成化六年(1470)繼白圭帥兵對流民起義軍進行武裝驅趕之后,明廷又命項忠率兵對起義隊伍進行瘋狂鎮壓,遂引發朝野震驚,廷議時群臣對項忠大加參糾,指責他“以流寓良民作盜賊俘獻京,以無罪邊民作從賊謫戍邊,以久居僑民作無籍逐還鄉”。言官梁材在《議處鄖陽流逋疏》中還引用陜南地方官員的話說:“照得臣撫屬之地,湖廣鄖陽、荊襄,河南,陜西漢中、商州等處,乃萬山之中,三省之界,實為流逋淵藪,歲豐則火耕水種以避差,歲饑則嘯眾爭奪而為盜,其來非一日矣。”祭酒周洪謨編著《流民圖說》,建議朝廷增置府縣,就地安置流民,讓他們落籍成為“編民”,以充實當地戶口。這一政治主張遂被明憲宗批準,實行了109年的“禁山令”終于被解除。明政府并委派南京都御史原杰出京安撫流民。

  “(原)杰出撫,遍歷山溪,宣朝廷德意,諸流民欣然愿附籍。于是大會湖廣、河南、陜西撫、按官,籍之,得戶十一萬三千有奇,人口四十三萬八千有奇。其初至無產及平時頑梗者,驅還其鄉,而附籍者用輕則定田賦,民大悅”(《明史·原杰傳》)。招撫之后,原杰見“各州縣土民雖少而地土廣闊,中間趁食流民、屯田軍余、土民雜住種者不計其數”,乃奏請朝廷批準,在湖廣鄖縣設立鄖陽府和鄖陽行都司并府衛,于陜、豫、湖廣邊界新置白河、山陽、商南、竹溪、鄖西、南召、桐柏、伊陽八縣,以加強對這一廣袤山區的封建統治。成化十三年(1477)并復升商縣為州,州領山陽、商南、洛南、鎮安四縣,更設撫治商洛道以治之。為了紀念這位勤政愛民的都御史,商州百姓在州城南街還修建了“原公祠”,《都憲原公祠碑記》由時任商州教諭楊徽撰寫,其碑記曰:原公“甫至,不辭跋涉,遍布德音,廣求民瘼。……乃因民情,規地里,添置府一、州一,縣以數計者八。把隘之司亦不一焉。仍奏拔屬官之廉干者政教之,軍者伍之,民者籍之,匠者編之。城郭、壇壝、學校、商賈漸備。使黃茅白葦之地,號狐兔而游鹿豖者,一旦化為聲名文物之區。土戶捷于賦役,新民得保首領,無復流離奔竄之患。百萬維生,皆公之手所拊摩也”。

  據清康熙四年(1665)擔任商州知州的王廷伊回顧,到明萬歷、天啟年間,正值“商於全盛之時,窮谷深山,皆聞雞犬。老巖絕壑,亦長菽麰(菽,豆類總稱;麰,大麥之類)。高高下下,人盡務農。豐不全收,歉不全乏。兼有絲蠶蠟蟲(即白蠟、蜂蠟、蟲膠臘等動物蠟),椒桃(核桃仁)漆藥,儲蓄百產,雖多為客商專利,皆足以補衣食之缺而佐賦稅之窮,所以郊野之富,號稱‘近蜀’”。

  從“移湖廣,填四川”到“移湖廣,興漢商”

3.jpg

  在中國移民史上,“湖廣填四川”及由其所延伸的“移湖廣,興漢商”無疑是相當重要的篇章,這次大移民不僅持續時間長、涉及范圍廣、移民數量大,而且對四川以及陜南三地(漢中、安康、商洛)的經濟、社會恢復和發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最值得注意的是,商洛地域文化鮮明的“秦風楚韻”特色,即是在這次大移民之后土著人和移民的多元文化因素通過不斷撞擊融匯而最終形成的。

  移民的遷出地以湖廣為主,也包括湖北的武昌、咸寧、黃石、黃岡、鄂中、麻城,湖南的長沙、湘潭、湘中、湘南、湘西北。除此之外,也包括廣東的粵北、粵海,福建的閩西、閩海,江西的贛北、吉安,安徽的安慶、徽州、皖中,還有江浙、晉魯、川黔等地的流民。清代前期造成客民大批向四川和陜南流徙的主要原因有三個方面:一是社會原因。明末清初的戰亂頻仍引起的連年災荒,民生凋敝。川陜很多地區“城池鞠為茂林叢麓,鄉堡村鎮亦成石田荊棘”,甚或猛虎也常出沒于山川。商州亦苦于虎患,清初“絕丁多死于虎,地因荒蕪”。知州王廷伊為除虎患以開耕種,曾為文祭告城隍,“仰望神明,憐殘土之孑遺……驅猛獸于深山茂林之中,使耕者無膽喪于田間,行者無消魂于道路”。其后,州府于泥峪川專設虎兵,每患即票督捕之。鎮安也“最畏虎不敢直名,稱之為王爺,又呼為怕怕”(聶燾乾隆《鎮安縣志》)。致市、鎮殆無墟日(即集日)。到處“有可耕之地,而無可耕之民”。明中葉號稱“近蜀”的商州,“自崇禎癸酉(1633)而后,劇冠繁滋,兵連不解,燹焰六百里,翦屠二十年,以致戶口凋傷,土田榛蕪,山澤塞閉,生理鮮稀,二三孑遺,窮入骨髓”(王廷伊《續修商志》卷四“食貨志”)。明萬歷時,商州軍民雜戶共有三萬余,但至明末止存七千一十五戶。若按每戶平均五人匡算,明末清初戰亂中商州人口死傷逃亡當在十二萬左右。可見王廷伊在地方志里所說的“二三孑遺”,其言不虛!二是政治原因。為了切斷廣東、浙江、江南、山東、北直隸五省廣大人民群眾同鄭成功抗清義軍的聯系,從順治十八年到康熙三年(1611—1664)清廷三次詔令沿海居民“遷海”,規定距海八十里,有的地方甚至達百里,從命令傳達之后三日為限,界外房屋必須全部拆毀,棄為灌莽。其后有敢出界限者格殺勿論。被遷海的百姓在萬般無奈之下,只好扶老攜幼,千里跋涉,輾轉流徙。有的還被強行驅趕,押解內地。時人盧若騰在《虜遷沿海居民詩》中詠嘆道:

  天寒日又西,男婦相扶攜。

  去去將安適?掩面道旁啼。

  胡騎嚴驅遣,克日不容稽。

  務使瀕海土,鞠為茂草萋。

  富者忽焉貧,貧者誰提撕?

  欲漁無深淵,欲畊無廣畦。

  聞將鑿長塹,置戍列鼓鼙。

  防海如防邊,勞苦及旄倪。

  三是經濟原因。順治元年(1644)因“近京各州縣明國皇親、駙馬、公侯伯爵及太監等死于寇亂者,無主荒田甚多”,當年十二月清廷遂下令“盡行分給東來諸王、勛臣、兵丁人等”。順治二年(1645)十一月,再次將圈地范圍擴大到河間、灤州、遵化等州縣。順治四年(1647)正月,因滿清貴族提出圈地內“薄地甚多”,又再下令近京州縣有主無主土地一律撥換進入為圈地范圍。三次圈地時間長達26年之久。初始范圍三百里不足,后來遠及五百里,再后來發展到直隸九府,共計77個州縣,廣袤二千余里。致使北方背井離鄉的流民數量絕不亞于東南沿海的“遷海”流民,這些移民后來也被歸入“山西洪洞大槐樹移民”中,實際上他們是清政府“圈地”運動的受害者。

  面對川渝和陜南人口稀少,耕地廢棄,田賦收入不足,國家財政也陷入極度困乏的嚴重局面,清政府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視。遂于順治六年(1491)四月,正式頒布《墾荒令》,詔令允準四川、陜西“招徠各處流民,不論原籍別籍,編入保甲開墾荒田,地方給以印信執照,永準為業。俟耕至六年之后,有司官視察成熟畝數,撫、按勘實,奏請奉旨,方可議征田糧。……務使逃民復業,田地墾辟漸多。”為了加快墾荒進度,順治十四年(1657)四月,戶部又奏定《墾荒勸懲則例》,將墾荒的多少和人口的增減作為對州縣官員年終考成的依據,,使官員們不能不盡力而為之。康熙即位后,認真總結了《墾荒令》“行之二十余年而無效”的原因,認為“一則科差太急,而富民以有田為累;一則招徠無資,而貧民以受田為苦;一則考成太寬,而有司不以墾田為職”。為了減輕墾荒負擔,康熙十二年(1673)又修改了順治頒行的《墾荒定例》,詔令“各省開墾荒地,俱再加寬,通計十年方行起科”。二十二年(1683)三月,戶部又議覆河南巡撫王日藻奏開墾豫省荒地事宜四條:“一、宜借給牛、種,免其生息;一、凡外省民墾田者,如它處以往事發,罰只坐本人,勿得株連容隱;一、凡地主有數年無人耕種完糧者,即系拋荒,以后如已經墾熟,不許原主復問;一、新墾地畝,暫就該縣下則(下等田)承認完糧”。為了組織移民入川進陜,清廷于順治十年和康熙二十年兩度設立川陜總督,以便統一政策,加快經濟恢復。直至康熙五十七年川、陜兩省分治。嗣后,雍正、乾隆二朝,仍有不少年份將川陜合治。川陜行政區劃一體,有利于移民的遷徙和墾荒的順利進行。

  康熙五十一年(1712)川陜總督鄂海通飭各地招民墾荒,公告“如有無田耕種者前來踏看上等肥田,可給以牛、種,準其安插,承頂錢糧,永遠管業”。五十三年(1714),鄂海又宣布:“令無業窮民開墾,即與永遠為業”。乾隆時進一步放寬政策,規定:零星土地永免升科,平衍肥沃土地每一壯丁限以五十畝,差地限于百畝,荒地上有土產收獲的,聽民自便。乾隆六年(1741)七月,戶部議覆陜西巡撫張楷奏報陜西省荒地應行開墾并酌議招墾事宜六項,政策極其優厚,再次將陜南三地招徠移墾推向了高潮,促使湖廣等地移民蜂涌而至。張楷的奏報具體政策規定是:

  一、商州及所屬地方,尚有未開墾荒地三萬余畝。現令地方官確查,開明畝數、四至,官為插標招墾。無主之地,即給墾戶為業。其有主而自認無力開墾者,定價招墾,給照為業;

  二、隙地多在山石榛莽中,凡零星土地,在五畝以下不成丘段者,永免升科;

  三、本地人力無余,其鄰近無業之人,亦聽開墾。應將認墾之人著落土著識認,移原籍鄰戶保結,到日準其給照,即編入土著保甲之內,令該管保長等查察。如其賭竊為匪,稟官究治;

  四、平衍易收之地,每一壯丁限以五十畝為率。山岡沙石難收之地,每一壯丁限以百畝為率,有父子兄弟俱系壯丁者,酌量加增;

  五、荒地全無土產者,應查出開墾。其有民人現在割漆、砍竹及采取構皮、木耳等項者,聽民自便,地方官不得強令墾種,亦不得以現獲微利,勒報升科;

  六、此項地畝,實力招徠,漸次開辟,毋庸定以議敘,處之額限。

  上述政策的頒行,有力地促進了陜南各府州縣招徠流民,以圖墾功的進行。商州知州羅文思在《續修商州志》中即回顧說:“文思刺商以來,勸民開墾,如東鄉之長崗嶺、谷山,南鄉之流嶺、黑山,西北兩鄉之邊家山、泥峪山、上莊、高嶺等共有五十余處,皆漸開熟”。

  聶燾《鎮安縣志》卷三記載:明成化十五年(1479),全縣編戶八里。后增至十五里。崇禎末年減至二里。而到康熙十六年(1677)全縣下下丁已由明末的八千三十八丁,減至五百零六丁。乾隆七年(1742)鎮安縣僅有七百三十九戶,共男女大小三千八百一十口。據《陜西通志》記載:“鎮安縣田多荒蕪,時有湖南、浙江等省災民,由兵丁押送至鎮、柞墾荒者萬余人”。新編《鎮安縣志》也載稱:“清乾隆三十年(1765)豫、鄂、湘、皖、贛等省災民相繼入境,使鎮安人口增至15.98萬人,為歷史上第一個人口最多的年份。”

  又據民國《商南縣志》卷三“四賦”載,“乾隆二十年(1755)后,江南安慶數縣人襁負遷商,爰得我所,聞風興起,接踵者日益眾,此商南有‘小太湖’之名也。”此一時期風涌興起的安慶移民潮形成的“江南文化現象”至今仍在商南“江西溝”,以及周、嚴、余等村沿丹江而居的地方可見一斑。新編《商南縣志》亦記載說,文化坪譚氏家族于清康熙四年(1665)由湖北興國州滑石口遷入,定居湘河、趙川等地;紙坊溝雷氏家族于清乾隆十九年(1754)由先祖雷章瑞攜妻姚氏一擔兩筐由安徽桐城縣廟臺鄉遷來;富水街賀氏家族、黑漆河劉氏家族、汪家店曹氏家族等50多戶亦于此一期間由江南省遷入;還有趙川的趙氏家族也是乾隆年間由江南的瓦屑壩遷到滔河岸邊墾荒種地,人丁滋繁以后,該地遂得名趙家川。柞水縣蘭家灣的壯族客民,困原籍廣東平原縣兵荒馬亂,民不聊生,老阿婆邱氏攜四子于清乾隆三十年背井離鄉,一路乞討,最終選定了陜西柞水紅巖寺這塊風水寶地,落地生根,建家立業,形成了迄今已達近300年的“蘭家灣壯族村”。廣東省惠州府龍川縣客民黃氏家族,乾隆二十九年(1764)由湖廣平江縣再遷至商州黑山,繼遷至楊斜鎮川明村。初到湖南時始只一家三口人,經數代繁衍,其后裔一支亦有三十多戶,其中百余口后來由商州再遷至關中三原縣居住。今商州楊斜鎮川明村仍留有三十七戶,一百四十三人。新編《山陽縣志》記載:“康熙、雍正年間,眾多湖廣災民星散進入金錢河上游,在鶻嶺南部定居。當時遷入山陽的新附之民,湖廣、江南、河南共2000余戶,江西、福建、廣東共100余戶。大半只身結伙,賃房僑居,或帶家小,稞買田地,筑室棲止”。山陽發現的《宋氏家譜》說,其先祖乃湖北襄陽人氏,道光末年田廬被水,宋太公一戶居于木船上,經漢江進入金錢河。離家時曾問卜于家廟,卜辭意謂:“木船擱淺處即可安居”。行至山陽合河口,船擱淺,全家遂舍舟上岸進山,割茅結廬,采藥獵麝,以為生計,該地從此取名為“宋家淺”。乾隆末,山陽縣令何樹滋系湖北鐘祥縣人,為同鄉移民所請,于縣城東關主持修建“湖廣會館”(今稱“禹王廟”),與山西大槐樹人早先所修的“山西會館”遙相對應,相映生輝。

  再據丹鳳縣地方志辦公室上世紀九十年代田野調查,有清一代,遷徙至丹鳳的江西吉安、湖廣興國等地的客民,就有黃、熊、彭、葉、陳、賀、商、阮、童、李諸姓,達5600余戶,二萬四千多后裔,商洛鎮《彭氏族譜》中收有彭氏長門一支《世系歌》,內中唱到:

  彭氏始祖溯根源,

  派傳江右數百年。

  吉安府中吉水縣,

  因遭兵荒到秦川。

  大明洪武初遷陜,

  才祖葉姑表相連……

  由于客民的大量聚居,川渝、陜南的很多地方地名都以移民的祖籍而冠名。如:重慶江北區有“浙江亭”,陜西安康五里鋪有“廣東漕”,寧陜縣鋼鐵鄉有“南京坪”,商州北寬坪有“廣東坪”,黑龍口有“廣東吳”,商南縣有“江西溝”等。

  戰亂之下的移民血淚史

4.jpg

  清嘉慶以至咸豐、同治年間,川陜鄂廣大地區又是清軍同太平軍陳得才部、捻軍張仲愚、“二藍”川滇農民軍以及白蓮教起義軍、回民起義軍相繼作戰的戰場。左宗棠在鎮壓陜甘回民起義之后,為“圖數十百年之安”,曾將陜西回民五六萬人遣送于甘肅平涼、靜寧、安定、秦安、清水等地,有的還被安置在秦嶺以南的寧陜、鎮安、柞水一帶的深山老林里,然后“計口授田”,讓其客居下來。嘉慶九年(1804)白蓮教起義被鎮壓后,陜西巡撫劉蓉將裁減下來的綠營兵、白蓮教起義軍的所謂“散賊”拆散,安置到陜南的秦巴老林。同治二年(1863),劉蓉又建議招募四川農民到陜南墾荒,“量力授田,薄其租稅”。同治四年,劉蓉又續奏:“其業主之流徙末歸者,自該地方被撫之日起算,定以三年,流離不返,即行截止,”進一步對業主還鄉認田的期限作了時間限制,使外來客民能夠安心墾荒。據山陽發現的《霍氏家譜》稱:其祖籍在山東魯中,同治十二年(1873)因東捻之亂被官府強制由山東遷居陜西之山陽縣。其家譜中保留了當時官府的強遷政策和民間的對策情形:

  三個兒子遷兩個,兩個兒子一個遷。

  有兒父母心里怕,莊里寫就過繼單。

  寡婦無兒有了子,絕戶老漢有兒男。

  史稱,發生在19世紀50—70年代的這次移民為同、光時期的第二次移民。遷出地仍以長江中下游各省以及西北、西南一些飽受戰爭摧殘的府、州、縣為主。國內戰爭過后,蘇、浙、皖、陜、甘、滇等省戶口耗減十分嚴重,好些州縣殘黎不到十分之一。陜南的情況比較突出,《續修南鄭縣志》稱:“南鄭遭藍發之亂(對太平軍藍二順部的誣稱),土著僅十之二三,余多客籍”,“本地之農,斷不敷本地之用”。嘉慶三—六年(1798—1801)出任商州知州的陳祈亦在他寫的《筑寨歌》中寫道:“君不見,賊氛到處室成灰,平地鄉村生菅蒯(菅草和蒯草)”。在陜南任官多年的嚴如煜在《諭農詞》中也寫道:“況乃山土薄,石骨本險巇。三年為飫壤,五載已地皮。雨旸偶失節,顆粒難預期。平川人飽食,山民傷阻饑。東鄰絕朝糗,西家斷暮炊。蕨根野蒿菜,青汁流泥頰。稱貸問親友,同病攢雙眉。空腹不能耐,鬻賣妻及兒。何知構此閔,柴立骨難支。”可見其時陜南廣大百姓生活的悲慘景象。

  移民對推動商洛生產力發展的歷史貢獻

5.jpg

  發于清初中葉的“湖廣填四川”及其所延伸的“移湖廣,興漢商”的移民潮,使四川和陜南的人口結構、經濟社會乃至文化民俗發生了巨大變化,對這一廣大地區的社會經濟面貌產生了強烈的震蕩和沖擊,對上自秦漢、下至唐宋以來四川和陜南所形成的傳統社會進行了一次重塑。這場規模空前的大移民、大交流,客觀上促成了歷史上長時間自成一隅的川陜廣大地區與全國各省州縣的一次大開放、大融合,不僅促進了人口的繁衍和人種的優化,同時也促進了南北、東西各種文化的交融和提升,應該說是中華民族在遭遇歷史不幸中的一次文化交流整合的特殊成功范例。

  (一)移民驟增改變了商洛的人口結構

  明清時各省客民進入商洛,成為商洛勞動力人口的主要來源。最典型的莫過于孝義廳(今柞水縣),據《孝義廳志》介紹,“境內煙戶,土著者十之一,楚、吳、皖三省人十之五,江、晉、豫、蜀、桂五省人十之三,幽、冀、齊、魯、浙、閩、秦、涼、滇、黔各省人十之一”。幾乎全國絕大部分省的客民在柞水縣都有遷居。商州南秦里所轄的黑山鎮硯池河,百分之八十的客民祖籍為湖北興國、通山、孝感等縣,百分之十幾的人祖籍為湖南湘鄉、安徽太湖和河南南陽。土著人僅占百分之幾。這些客戶遷居之后,各占山頭,插草為界,俗稱“占荒下戶”(下戶,落戶之意),商洛各地遂有“下戶人”之名。初來時,先居于硯池河街,后來的劉、陳、鄭、袁等姓人家居于石門溝,隨后而來的陳、吳、蔡等姓居于牛槽溝,再后來的祝、鮑、高、徐、楊、周、趙、郭、李諸姓,由于荒坡山地已被開墾殆盡,只好買地落戶。這些客戶先居在石洞、茅棚或石板房中,嗣后隨著經濟狀況的改變,逐漸蓋起了瓦房。今硯池河建筑質量較好的徐家大院、鮑家大院,即分別建于咸豐和同治年間,極具湖北“明瓦式”建筑風格。

  據新編《洛南縣志》記載,客民入籍而口音歷傳不改,“婚姻必擇同鄉”。若土著與客民締結婚姻,均要憑證人商妥兩姓的承嗣問題。如:商州黑山鎮桐樹溝祝姓人家,生時姓祝,死后靈牌墓碑上得改姓方;甘岔溝吳姓人家,每輩長子須姓陳;海棠岔常姓人家,若生兒子須姓成,孫子再姓常,以此論推,循環更姓。

  據陳良學《明清川陜大移民》一書統計,從康熙三十二年至嘉慶二十四年的一百三十五年中,陜南三地總人口增加了3,356,815口,約是清初時的二十二倍。人口密度分別為漢中府42.33人/平方公里,興安府62.31人/平方公里,商州府39.45人/平方公里。人口增長中移民增長的比例遠高于人口自然增長。而絕大部分新增人口無疑是湖廣江南等省的入籍客民。

  (二)墾荒促進了耕地的迅速恢復

  陜南歷來是地廣人稀的山區,有幅員廣闊的荒地和老林。清初尤甚,連明代以來的許多熟地,當時也被拋荒。據雍正《陜西通志》卷二十四“貢賦”和孫達人所著《川楚豫皖流民與陜南經濟的盛衰》統計,明萬歷九年商州有荒地7,729頃,清康熙二十三年墾田2,488頃,墾荒減少了三分之二以上的荒地,待墾田畝僅為5,241頃。道光初嚴如煜等會勘陜西、四川、湖北三省邊界地區之后,曾指出:“林開則地廣,地廣則人繁。往時郭外即山,地不逾百里,今則幅員千里;往時戶口僅數千者,今則煙火萬家。”可見陜南老林墾荒規模之巨大!時有陜南當時有民歌唱道:

  分符曾憶到南荊,

  觖舌蠻音系我情。

  今日入秦仍入楚,

  秦山大半楚人耕。

  山陽縣“向來樹木叢雜,人煙稀少,(明末清初)不過一千余戶。近來各省客民漸來開山,(人口)加至十倍之多。……道光三年(1823)查明男女大小共一十七萬七千七百多口。”康熙《山陽初志》又云:“陽邑林巒什襲,物產豈乏?胡邑人智力不施,棄貨于地,而今牟其利者皆外地人哉?”雍正乙卯舉人、漢陰縣人許又將也說:“今觀南來之民耕于漢(陰)者,一歲之獲可支數載,謂之土瘠可乎?土著耕者,十室九空,豈地土之故哉?直謂之土沃民惰耳!南省來者,勤于耕織而阜成有象,可以思其故矣!”諸如此類感嘆在陜南地方志中到處可見,可知“新民十室九裕,土著十室九窘”在當時陜南各地是一個普遍現象,來自湖廣客民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企致富的形象通過上述記載今仍猶然可現!聶燾在《鎮安縣志》中分解說:當地“農民不甚用力,室鮮蓋藏,終歲所食多仰借于倉糧。唯藝枸(以枸樹皮內穰造紙)一種頗能獲利,完糧的課每取諸此。邇年湖北人來遷者日眾,善于修治土田,里民轉相雇覓,四鄉景色漸覺改觀。”乾隆九年(1744)任商州知州的王如玖在《直隸商州總志》卷七“食貨志”中批評土著人說:“商之民貧,商之俗嗇。其貧也,尚未知所以自節。其嗇也,尚未知所以謀生。谷食之余不加謹,或以恣酗酒之費。山谷之財不盡取,或致遺地利之宜。夫如是雖嗇,何救于貧?”話說的確不好聽,但也道出了“土著十室九窘”的主觀原因。

  畢沅在乾隆四十七年《興安升府奏疏》中向乾隆皇帝報告陜南移民情況時說:“自乾隆三十七年以后,因川楚間有歉收,處所窮民變食前來,旋即樓谷依巖,開墾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處貧民亦多攜帶家室來此議地開荒,絡繹不絕。是以近處戶口驟增至數千余處,五方雜處。……至省城南之終南一山,綿亙西安、鳳、興、商府州屬,周圍維計數千余里,崇山峻嶺俱系烏道羊腸,路徑阻絕。先時不過土著居民樵采為活,近年四川、湖廣等省之人陸續前來開墾荒田,久而益眾,處處俱成村落。”

  (三)恢復和發展了農業生產

  隨著人口、耕地的大幅度增長和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商洛各地的農業生產得到了較為迅速的恢復與發展,最為顯著的特點就是大興水利,廣辟良田,大面積種植水稻和普遍推廣玉米、紅薯、洋芋等雜糧的種植,使糧食供應大幅增加。

  商洛各地有較好的水利基礎,而秦俗又不諳溝洫之法,待雨而田,無雨則亢旱薄獲。商州雖境內萬山深邃,但其地“水利則有大荊川、丹河、南秦河等處。”南省移民入籍后,倡修水利,建設了許多水田。據《陜西通志》記載:“商州城外及東南各村,其中平曠之處,與安康之恒口、漢陰之月河相似,溪澗之水足資灌溉,而湖北武、黃,安徽潛、六流徙之人,著籍其間,用南方渠堰之法,以收水利,稻田數萬。”當時大荊、丹江、南秦河等處“共(修)渠三百一十一道,灌田一萬余畝。山地為川楚客民開墾殆盡,年歲豐收,可以足食”(羅文思《續修商州志》)。洛南縣也修筑了許多“大渠小渠,引洗馬河水筑堰灌田數十頃”。商洛雖然農田水利規模遠不及漢中、安康那樣浩大,但還是較好地解決了山地的水稻種植問題。

  陜南的旱坡地在清初除種植豆類雜糧以外,多以粟谷為主。玉米對陜南山區而言,先前“土著皆不知種,既知亦不力種。”康熙以后,來自閩、楚、豫、皖之客民在“山內溪溝兩岸及淺山低坡盡種包谷、麻豆,間亦種大、小二麥,山頂老林之旁,包谷、麻豆清風不能成,則種苦蕎、燕麥、洋芋。”由于玉米比較耐旱,種植、收獲均為簡便,加之成熟期短,產量高,而且平地、陡坡皆宜,還可與小麥交替間作,因而也就成為陜南各地山民的主要糧食作物,給廣種薄收的傳統農業帶來了一種全新的糧食結構面貌。

  紅薯,是明萬歷年間福建長樂縣商人陳振龍自呂宋(今菲律賓)傳回中國的。清政府曾以其子孫陳世元“教種有效”,賞給其舉人職銜。乾隆中葉,陳氏幾支族孫經廣東徙至湖南,再經湖南遷居陜南,使紅薯的種植在內地得以推廣和普及,并逐漸成為山區農民渡荒充饑的主要食物。

  洋芋在陜南的推廣,較玉米為遲。嘉慶后期,楊遇春在陜南進剿白蓮教時,軍中采以供食,山中居民始知興種,故俗稱之“楊芋”。或之乾隆間有楊某人仕廣東時,自外洋購回。經過移民們長期的實踐,陜南及商洛山區的作物種植呈現出垂直分布的新特征,在河谷平川興修渠堤,開發水田,種植水稻;在低山丘陵,種植小麥、玉米;在中高山地帶,種植紅薯、洋芋和雜糧。即在不同的海拔依次形成三個層次的作物分布區域,主要農業區普遍實行稻、麥復種或小麥、玉米一年兩熟制;低山丘陵區在乾隆以后,逐漸形成以玉米一熟制為主,間有小麥、玉米(或洋芋、粟谷)二熟制;中高山地則以種植洋芋、苦蕎等雜糧為主的一熟制。

  玉米、紅薯、洋芋的廣泛種植,增強了商洛山區抵御災荒的能力,使大部分地區糧食自給有余,導致農業產品的商業化程度不斷提高。聰明的下戶人還“取包谷煮酒,其糟喂豬,一戶中喂豬十余頭,賣之客販,或趕赴市集,所得青蚨(即錢)以為山家鹽布、慶吊、終歲之用”。商州之鎮安縣“雖蓬食柴門,食必兼肉”,且釀酒皆用包谷,有大、小曲酒之別。洛南縣則盛行“燒鍋”和熬糖。燒鍋即烤酒,熬糖的作坊當地稱為糖坊。這兩種作坊都是以包谷為主要原料。洛南的景村、古城、三要、保安、洛塬、石門、五仙等地操上述兩業者甚多,有的一鄉之內就有四五十家之多。烤酒、熬糖之后的料渣又可用來喂豬,前清時該縣常年有將生豬運往西安等地銷售者。

  (四)活躍了土特產品內外貿易

  順治初年,安徽歙州鼓城鎮人劉國正舉家遷徙鎮安象園村落戶。他看到這里氣候溫和,雨量充沛,光照充足,土壤肥沃且屬酸性,宜于茶樹生長,便采用南方培育辦法在象園村試種茶樹,并取得成功。幾年后,茶園面積擴展至二十余畝。他外出學習制茶技術,自制“象園茶”,進入市場銷售,由是劉氏“象園茶”聞名遐邇。可惜劉國正去世后,無人繼承其技術,茶園荒蕪。清末民初,有紫陽茶農彭傳清為當地環境所吸引,舉家遷居象園,經劉氏后人指點育茶之法,遂再使劉氏茶園得以復興。嗣后,劉氏后裔劉蘇蓮重操祖業,茶園規模大超先祖時期,象園茶迄今仍然聲名響亮,為人稱道。

  商州“萬山中雜樹繁多,土人伐木生耳。先一年伐木,次年夏間生耳。樹杪向坡下,水氣不走。禁燒山延火,刀斧傷枝。”乾隆之后,商洛木耳作為大宗商品出現在武昌、漢口市場上,一些商人“收買成色,水陸運至襄漢,作鄖耳出售,價倍川耳。客販云:‘川耳入水即離,不能蓄水,留用鄖耳則異’”。從茲商洛木耳在湖北市場上贏得了極好的聲譽,極大刺激了木耳生產的發展,不少地方都興起了專門從事木耳生產的耳廠。

  生漆一直是商南縣“裕和公”漆行的主打產品。其先輩石完昌是湖北興國州的移民。嘉慶二十三年(1818)從興國巖頭堡遷居商南小栗園村,衍至三代,至其曾孫石世珍一代已生九男三女,可謂人丁興旺。其時石氏家族已擁有土地百余畝,出租七十八畝,自耕三四十畝,年收獲糧食百余石,收生漆千余斤。其后輩承繼商號后,采取以糧換漆,以貸收漆,坐門收購、高利借貸等辦法,年收購生漆增加至5000余斤,“裕和公”漆行遂應運而生。石氏一門做生意講究和氣生財,外銷生漆講求質量,恪守信譽,很快漆行名揚襄陽、漢口、武昌一帶。后來漆行分支,先后析為“裕和仁”、“裕和義”、“裕和德”、“裕和慶”、“裕和泰”、“裕和信”和“裕和源”八大字號,但漆桶上皆貼有“裕和公漆行謹封”字樣,以示字號雖分,但質量仍一之意。其包裝二百七八十斤為一大桶,一百五六十斤為一中桶,八九十斤為一小桶。光緒時本地生漆每百斤可賣銅錢四十五六千文,而運至漢口每百斤可賣銀五十兩,利潤極其可觀。可惜子孫經營不善,于上世紀四十年代生意倒閉。

  鎮安玉泉油坊曹氏家族經營的茶果油生意在當時也很有名氣。曹氏家族先祖曹國方是江西人,道光二十四年遷入鎮安達仁松樹坪。在周圍五座山坡上試種油茶,獲得成功,即將油茶園發展至一百余畝。十年之后,開始加工茶油,油香色正,清亮透明,遂運銷至西安、漢口等地,曹氏因之致富。曹氏所植油茶樹雖歷數代,而至今仍有存者。其中最大的一株,樹齡已達150余年,高達10米以上,胸徑闊至80厘米,樹冠約十多平方米,雖斑鱗遍體,但樹干蒼勁,年可產油茶果500斤。

  據民國時供職于陜西白河縣雜稅局仇繼恒所著的《陜境漢江流域貿易稽核表》統計,滿清至民國商洛道流通貨物出境物品有:桐油、漆油、生漆、麻、木耳、皮紙、大紙、竹牌、木牌、核桃、藥材等。

  (五)興旺發達了手工業生產

  從前清開始,商洛地區的社會分工已經在不斷的擴大,一方面小手工業者的發展,使得部分富裕的手工業作坊逐步積累起一定數額的資本,從而增長了他們對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需要量,并不斷地擴大了作坊的規模;另一方面,部分地主和商人將資本轉為工業資本,使具有資本主義萌芽的手工業大作坊得以擴大規模,并大批雇擁勞動力。此間商洛各地大量涌現的造紙、冶鐵、采礦和竹木材采伐、販運等手工業工場,就是商洛商品經濟繁榮興旺、資本主義萌芽形成最為顯著的標志。

  道光年間,陜西蒲城一名叫張超的造紙技師遷居商州南秦川,他按照家鄉“丁字場”的生產工藝,收購麻鞋底、麻繩頭和破布等為原料,建坊造紙。嗣后,他的兒子張世德繼承父業,改用當地特產枸樹皮為原料造紙,成效更佳。張世德的兒子張慶寶承業后,改季節性生產為常年生產,由于紙的質量不斷提高,市場需求日益增加。于是為其提供構穰的收料行,在當地鄉紳的運籌下也應運而生。穰行根據各紙坊的“瀚”(紙漿池)數多少,確定自己每年的收購計劃。據資料統計,清末時僅南秦川一地的田原、趙原、房灣、張灣、涉原、湘子店、王原、柏朵山等就有造紙坊十六個。民國初年,竟發展到三百多家。每瀚年約需穰料萬余斤,三百多個紙坊即需穰三百多萬斤。商南縣也“間有三四家草紙廠,每家匠作不過三四人及五六人不等,非比別縣紙廠聚集多人可比。”孝義廳盡管“戶口零星,不成村落”,也仍然“兼有紙廠”。造紙業的興盛同時也使剝楮制穰成為商洛各地山民農閑時的一種普遍家庭手工業。有人曾寫過一首《剝楮行》詩,詩中寫道:

  居民值農隙,家家剝楮皮。

  平明上山去,人各斧斤持。

  行歌互相答,斬伐連柯枝。

  日久牛羊下,荷擔與之隨。

  夜歸蓬蓽室,束縛漚楮池。

  既黦不須火,莖干畫然嫠。

  傍淡分活水,臨流蹴踏之。

  去膚留膩質,柔滑凈如絲。

  估客款扉至,貸售不容遲。

  貨穰者,除商洛本地穰行以外,鎮、柞山民俱將穰運至咸寧的引駕回、鳴犢鎮,售予山西、河北、河南以經營構穰為業的牙行。構穰所造之紙,有方梅、改梅、燒紙等。向以商州南秦川黨家紙槽出品的細白且韌,故“黨方梅”最為著名。

  其時,商洛的淘金、煉鐵、冶銅、采煤等產業,在清代陜西商品經濟中也占有一定地位。據《陜西通志》《續修陜西通志》記載,“商州上洛郡洛南有金”,“孝義賈家坪、崇家溝、月河堡……洛南兩岔河俱產沙金,商州之金亦有開采”。清代前期,“居民用木床、竹簍淘取”。據《柞水縣志》記載:“明天啟元年(1621),朝廷招商官來大西溝等地銀礦,土法冶煉。日有采掘工2000余人,年產優質銀萬余雨,發送金陵(南京)定鑄銀錁。掘礦洞8條,長500米者5條,1000米者2條,2500米以上者1條。”

  乾隆時,陜西鑄造銅錢,每年需從川、楚、滇、黔采購銅、鉛數十萬斤,路遠費重,遲早難期。乾隆十四年(1749)六月,陜西巡撫陳宏謀疏請開采鎮安、洛南銅礦。洛南知縣盛大典招募臨潼監生劉紳在仰天池、七寶山二處開挖銅礦,自是年八月至次年九月未報成效遂停止。十六年(1751)二月又招商人董從周、吳衡、劉紳、田裕泰等在以上兩處動工開挖,至十月底止得皮砂十萬九千六百斤,煉凈銅三千二百九十三斤,已費本二千二百四十余金,貴不可言,商力不繼,再次停止。此后,商州于乾隆十九年(1754)二月,招山西介休監生孟德馨開采黑山銅礦,五月期滿僅煉銅四百斤,毛銅一百七十五斤。陜西撫憲諭令寬期,仍準試采,而礦商力乏,聽商自止。是年十二月,招富平縣監生陳皋謨在馬齒溝采鉛,招咸寧監生田永泰在七寶山、大小蛇溝、呂家坡等處銅、鉛并采,僅煉銅一千斤,黑鉛八千八百斤,終獲無多。商州知州羅文思雖竭力督率,并時赴丁所查勘,督令各商多備工本,廣招客子,務觀廠成,無乃各商等作輟無常,遷就不定,以至礦冶式微。到嘉慶時,鎮安二臺子銅礦已鉆深三十余里,另開新洞,仍衰旺無定。光緒二十六年,鎮安知縣李麟圖重開二臺子銅礦,到三十年曾批解青紫銅五萬八千斤,而無虧損。究其前因,一是官買銅價定價過低,已不敷采冶成本;二是礦商管理不善,技術不精,進而制約采礦、冶煉業的順利進行。

  開采卓有成效的,首推鎮安縣的冶鐵業。當時該縣有冶鐵工場五處,分別是東鄉黃龍寨、磨黑溝,西鄉的漆樹、鐵洞溝,北鄉的陽浸溝等。工場官、商、民辦皆有。直到光緒末年還有不少冶鐵工場仍在繼續開采、冶煉。鐵廠下設有“紅山”、“黑山”。紅山即采礦、冶煉場。冶鐵爐通高一丈七八尺,旁置大風箱鼓鑄,十數人輪流推曳之,日夜不斷火。通計匠人傭工每數十人一爐。如有六七爐,匠作傭工不下千人。鐵既成板,即就近制模澆鑄作鍋或農具。搬運之民伕又必數百。燃料生產基地即稱“黑山”,以櫟作薪燒炭,以供高爐之用。通常大廠二三千人,小廠三四爐,亦需數百近千人。

  孝義、鎮安以及丹江流域的山澗河谷中,還有竹木產品外銷。《孝義廳志》就記載說:“各山材木先年頗多,乾祐河、洵河兩岸木廠無數,山木至河巖扎筏順流入漢,其利甚巨,故地方頗形富庶。”

  明代以前商州境內無人會制作陶器,家用陶器更是稀少。蒲城陶技傳人魏長福于清順治年因家鄉遭災而逃入商州龍駒寨商洛鎮地面,于此租賃場地,鑿窯、挖黏土,燒制缸、盆、罐等,前來購買者絡繹不絕,遂使魏氏陶器聲名鵲起。有近鄰毛氏學藝于魏氏陶坊,學藝成功,便在商州城區王壩石溝新辟陶場,其制陶器亦如魏氏之精,生意遂致紅火。毛氏近鄰亦有石新娃、曾胡生等亦拜毛氏為師,技成之后,于商洛鎮西曹澗、西王夕莊開設窯場,共開窯十三孔,場基均有百畝之闊。民國十八年(1929)商州大饑,村鄰親朋爭相赴陶場賒購,然后挑筐背負售于深山,換取包谷、雜糧,以此救活了不少生命。

  道光二十三年(1843)前后,洛南人王立慶在城西寺開辦窯場,其后又有皮、李、范三家亦學樣各開窯場制陶,其工匠均出自今丹鳳老君廟梁家窯場。西寺王家窯場擁有五盤輪子生產,年產陶瓷四萬余件。光緒十四年(1888)王立慶又在兌山強嶺辦起窯場。隨后楊底的楊老九、楊圪嶗的楊興鼎也在強嶺建起了兩座窯場。強嶺的這三家窯場各擁有五盤輪子,三座直熖窯,年產陶瓷三萬余件,產品遠銷山陽、漫川、竹林關等地。光緒十七年(1891),洛南雷坪村雷天春、雷天錫以及大排村的陶承福三家合股在雷坪村建起擁有七盤輪子的大型窯場,年產陶品四萬余件。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洛南陶瓷業年產量已達十萬件,成為該縣陶瓷業的鼎盛時期。可惜到1946年前后各窯相繼歇業。

  移民的遷入,也帶來了商州銀器、首飾加工業的興盛,道光年間,有落籍商州城內的江西南昌府的邱姓移民,在州城內開設銀匠爐。傳至第三代時,生意擴大,正式取名“元吉樓”。邱氏擅于打制重量輕、體積小、工藝精細的花簪、鬏髻、耳墜、銀鈴、荷包鎖、鎖鏈及及童帽上的八寶、佛像等,花型皆以鑷鉗細心捏成,又要吹火進行焊接,所以細活飾品頗受遠近鄉紳、官宦人家婦女青睞。經邱家后人元吉、元啟、元恒三兄弟苦心經營,不到十年,就在城內買得瓦房七十余間,田地三十余畝。同時還開設有多間鋪面,經營典銀放債。可惜到光緒十八九年,生意經營失敗,“元吉樓”衰沒。

  光緒二十年(1894),商州人張永吉從河南請來一位黃姓師傅,在城內東街開設“吉祥樓”首飾加工作坊。張永吉隨師學藝,細心鉆研,掌握技術后,便招收學徒,擴大經營。到民國十一年(1922),吉祥樓從業人員已增至7人,周轉資金也成倍增加。民國十三年時,年收入銀元千元以上。民國十四年(1925)冬,苦于繁重的苛捐雜稅,只好歇業不干。原聘師徒流散后,又分頭支持其它商人在城內開辦了數家銀樓。

  移民潮催生了商洛早期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和發展

6.jpg

  農業、手工業、采礦業的發展必然促進商業貿易業的發展。明清時商洛的商品經濟終于進入了比較成熟、發達的時期。其原因除了人口的大量增長、農業生產的顯著提高和農副產品開發的日益豐富等主導因素之外,與其時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也是分不開的,特別是長江中游新興的商業重鎮——漢口的經濟輻射,對陜南以至商洛無疑有著極大的影響。當時天下有號稱“四聚”的大都會,北有京師,南有佛山,東有蘇州,西則漢口。漢口是“北貨南珍”、“吳商蜀客”的集聚之地,“人言雜五方,商賈富兼并”。當時商洛輸出商品通過丹江、甲水等運入襄陽、漢口的農副產品和手工業產品主要有木材、紙張、生漆、桐油、藥材、木耳、蠶絲、皮張、核桃、草繩等。由漢口入境的貨物主要有大布、中布、洋布、洋線、紅白糖、青紅瓷器、南磁、蘇木、藍靛、火柴、明礬、石膏、煤油、竹布、西洋顏料、海鹽等。

  商州龍駒寨“北通秦晉,南結吳楚”,“系水陸碼頭,路通楚豫兩省,為五方雜沓之區”,此間已是陜南最大的商業市鎮之一。東南的貨物,沿長江入漢口,再由老河口逆丹江而上到龍駒寨。由此起旱,分別運往西安、甘肅、山西各地;商州又將西北各地所產的山貨物產由龍駒寨順江而入運至漢口,再行銷到東南各省。據康熙四年(1665)所修的《續修商志》記載,明萬歷年間,龍駒寨已是“康忂數里,巨室千家,雞鳴多末寢之人,年夜有可求之市,是以百艇聯墻,千蹄接踵,熙熙攘攘”的商業名埠。明末兵燹,而頓成瓦礫。清乾隆后漸漸恢復。至同、光時,益臻繁盛,厘金歲收收入為全陜之冠,每天上交州衙地方稅紋銀達五十兩之多,為當時陜西四大商業名鎮(龍駒寨、白河、鳳翔、潼關)之首。道光時,僅寨鎮每年商稅、雜稅上解銀課額竟達四千五百一十五兩,遠遠超過了陜南漢中、興安兩府。光緒三十四年臧勵和編的《陜西鄉土地理教課書》(第一期)中說,每年來往于西安——龍駒寨間的騾馬不下數萬匹,寨鎮上騾馬店多達十八家之多。光緒時,僅征收1%的所謂厘金稅歲額就高達十三萬兩,當日寨鎮貿易之興盛亦可想見。

  當龍駒寨盛時,商州城內的店鋪生意也很興旺。“逢源和”商號是清末山西籍大商人張梅霖開設的大商莊,歷經同治、光緒、宣統三代,先后六十余載,以光緒年間最為昌盛,直至民國十年左右因子孫經營不善而始衰落。其先祖由山西垣曲初遷商州時以設攤修鞋為生,后積得三百緍銅錢才買得冀家雜貨鋪,由此起家,經后嗣張梅霖祖孫三代,通過放債、兼營珍貴藥材和核桃仁、點心鋪、中藥鋪、米粟行、當鋪等,庫銀和房產才與日俱增。最興盛時,分別在洛南、商南、山陽、商州設立縣鋪四家,在西安、荊紫關、龍駒寨、山陽板巖、洛南保安等商洛境域內外重要市鎮設立商棧七十二家。約定每月初五日各棧號要向縣鋪報帳,總號每月初十匯總帳務,報東家過目。每年臘月二十三,各縣鋪、鄉棧都要將全年帳目、收入銀兩、山場地租及貴重物品、珍鮮野味等獻貢給總號。張家還用三年時間在城內東背街建造一院五進五楹的四合院,以方磚鋪地,青石臺階,屋脊為透花土陶,置有五脊六獸,大門外豎有上馬石、拴馬樁,建筑除主人、婦女、傭仆住房外,園中還建有花園、魚池、佛堂、樂樓、馬廄、車庫、轎庫等。民國初年,逢源合還組建有演唱漢劇二簧的“易俗社”戲班,演職人員約有四十余人,逢年過節、生喪嫁娶以及宴請賓客以供自樂自用。

  嘉慶二十五年建集的洛南縣石門鎮,到光緒年間已擁有商號三十多家。其中山西、渭南、華陰、朝邑等富商即占十一家。同治間,經營山貨特產的著名商行就有“正興和”、“同慶合”、“同泰協”等數家。錢莊也有十多家,以“新成清”規模為最大,資本雄厚,從業人員達二十多名。鎮街開設的藥鋪有“廣盛源”、“羲和生”、“德順隆”、“新順成”等。其次,經營糧油、釀酒、染坊、銀爐、副食、百貨等店鋪遍布街面。較大的騾馬店有“天順名”、“得勝店”、“應合店”等。輸入的商品主要有紅白糖、食鹽、棉花、布匹、土布、火紙、鐵鍋、農具等,總計價值約四十六萬八千多元;輸出的商品有白麻、生豬、牛羊、燒酒、桃仁、中藥材及木材等,年匯入銀元約五十多萬元。

  柞水縣的鳳凰鎮、兩河橋、丁家街、九間房、紅巖寺、謝家街、雪花街、椒家坪等農村集鎮甚或也出現了“南北貨物交換日盛,騾幫馬幫日入日出無數”交易繁忙的景象。柞水鳳凰鎮的孟氏家族,世居東魯,永樂年間遷至山西平陽府太谷縣。明代晚期后裔中有名孟高遷者貿易于陜西商州,遂留兩個兒子于商州。高遷弟高陛貿易于四川,后又游業于陜西鎮安,居于東鄉社川河孟家村,業于農桑而外,在鳳凰鎮開設“長發祥”商號,百貨運進,山貨運出,常年有馬幫騾隊往返于西安、鎮安之間,成為名聞遐邇的大商號。出自古代柔然部落后裔的山西人茹含林,于清咸豐十年(1860),由山陽縣南寬坪再遷至柞水鳳凰鎮。初以染布、燒酒、制作鞭炮為業,資本攢足后收購了街上由江南移民康氏于明嘉慶年間開辦的“永盛和”商鋪,創辦“茹聚興”藥鋪。其三子先炎、先海、先潤,利用秦嶺山中特產的熊、鹿、蛇等珍稀動物資源和中草藥材,通過精心培植和加工炮制,制成傳統中藥的膏、丹、丸、散劑型,以誠信接待遠近顧客,童叟無欺,遂使“茹聚興”藥鋪名聲大震。迄今該藥鋪古色古香的商鋪建筑,仍然聳立在鳳鎮街上,其門臉上工藝精湛的群雕,常常招來游客駐足觀賞,久久不忍離去。清代道光年間,祖籍湖北江夏縣的熊定興,舉家遷徙至鎮安縣柴家坪。定居之初,熊定興僅有一串銅錢的本錢,以賣水煙為生。日后生意由小做大,開始轉業山貨土產經營。再隨后又購置木船,利用乾祐河與漢江的水道,將在鎮安收購的生漆、桐油、木油、生絲、火紙、皮紙、核桃、木耳等,用船運至漢口銷售。回船時又從漢口購進食鹽、食糖、水煙、瓷器等日用百貨,在鎮、柞、旬陽一帶銷售,生意遂做得風生水起,家勢漸裕。傳至第三代孫熊治熙時,其家族已成為鎮安縣首屈一指的大財東。經營的店鋪發展至20多處,擁有運輸船只13艘,騾馬14匹,田地達19,000多畝。另據《孝義廳志》載,在秦嶺腹地的柞水境內,其時“商賈負重入山,無虞失站,沿途皆可投宿,雖無盤川,亦供飯食”。可見山民當初已開始擺脫了封建社會“重農抑商”政策的束縛,商人地位的提高,亦可見秦嶺山區人民的樸實和厚道。

  總之,清代前期大批移民再次進入商洛廣大山地,對這一廣袤地區經濟開發的廣度和深度,無疑都超過了明代。嚴云峰在《全秦形勢論》中即說:“今商山一帶自乾隆以來,開辟殆盡,在在有路,可通長安,固不獨武關一處也”。從而可以說明由商於古道伸延出去的丹江交通網,對于前清商洛經濟的開發和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由于商品經濟的不斷擴展,客觀上也促使愈來愈多不同階層的人加入到其中,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打破了地區之間的相對孤立和封閉狀況,促進了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另一個方面,商業資本的進入,加速了小商品生產者和小農經濟成分的分化,又使大量的貨幣資本和生產資料開始向少數工商業家集中,為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和發展創造了社會基礎條件。以上便是明清商洛大移民現象告訴給我們的真實歷史。

標簽: 明清 移民 商洛

中央督導組赴酒店抓涉黑分子 敲錯門發現公安局長等3名官員聚賭

中央督導組酒店掃黑敲錯門,意外發現公安局長、檢察長等聚眾賭博,涉事3名官員全被拘,同天被免職停職。

涉黑 掃黑除惡

2019-07-02 10:01:53

全國鐵路暑運全面啟動西安北站本周將進入高峰期

今年鐵路暑運7月1日全面啟動,暑運期間,西安北站預計出行高峰期為7月6日至17日,西安火車站預計出行高峰期為7月12日至7月20日。

暑運

2019-07-02 09:24:32

陜西省藥監局開展“不忘初心 牢記使命” 主題黨日活動

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8周年,7月1日,陜西省藥品監督管理局組織處級以上黨員干部赴國測一大隊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黨日活動,進一步動員激發各級黨員干部主動擔當作為,認真履職盡責,全面推動藥品...

2019-07-01 17:14:22

“正大杯”2019大學生創新創業實戰營銷大賽北方區總決賽西安完美收官!

6月30日,由共青團陜西省委、共青團甘肅省委、共青團內蒙古自治區委及正大集團主辦,共青團陜西省委承辦,正大集團北方區和西北大學共同協辦的2019年“正大杯”大學生創新創業實戰營銷大賽北方區總決賽在西...

正大杯

2019-07-01 10:54:43

湖南磚廠兇案再調查:21年后重新立案追查疑犯

21年前,湖南永州“江永縣委辦機磚廠”發生一起致人死亡事件。

湖南 磚廠兇案

2019-06-30 14:02:56

陜西渭南市華州區委原副書記、區長白曉林嚴重違紀違法被開除黨籍

陜西紀檢監察:日前,陜西渭南市華州區委原副書記、區長白曉林主動到省紀委說明自己的有關問題。經中共陜西省委批準,省紀委監委對其嚴重違紀違法問題進行了立案審查調查。

陜西 渭南 白曉林

2019-06-28 10:38:50

陜西市級公安出入境窗口周六可辦證 主要為應對暑假處境高峰

    6月27日上午10時許,陜西省委外辦、陜西省委宣傳部(省文明辦)、西安市外辦等九家單位,在西安市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廳舉辦主題為“安全出境游文明伴你行”的2019年陜西省

2019-06-28 08:38:43

陜西省委原常委、秘書長錢引安涉嫌受賄被提起公訴

據最高人民檢察院網站消息,近日,廣東、山東、遼寧檢察機關依法對中共陜西省委原常委、秘書長錢引安,江蘇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長繆瑞林涉嫌受賄案,內蒙古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原黨組副書記、副主任邢云涉嫌受賄案...

陜西 錢引安

2019-06-25 09:21:06

華陰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權渭陽接受審查調查

華陰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權渭陽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在接受渭南市紀委監委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渭南市紀委監委)

華陰 市委常委 政法委書記

2019-06-24 17:37:51

陜西今天12:00公布高考成績和分數線 開始網上填報志愿

陜西今天12:00公布高考成績和分數線 開始網上填報志愿

2019-06-24 10:26:00

新媒體矩陣

NEW MEDIA

  • 西部頭條新聞
    熱辣的新聞資訊,歡迎私信、直發@,爆料投稿。
  • 看西部
    立足西安,瞭望西部。
  • 井視頻
    井井兮,有理也。
  • 魅力西部
    魅力西部,印象西安。
  • 西安味兒
    就想告訴你西安人愛的味兒。
關于本網 產品服務 合作伙伴 人員招聘 聯系我們 法律聲明 人員查詢
美国扑克5手怎么玩